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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第4页）

对中华文化，不管是艰深化的加重还是阴谋化的加重，都是一种伪造，因为它不是那样。近年来，据说很多地方都举办了收费高昂的“总裁国学班”，开课时拉上厚厚的窗帘，神秘莫测，不知里边在讲什么，却可以肯定，一定与中华文化基本无关。如果中华文化成了厚厚的窗帘所遮掩的沉重阴谋，它就来日无多了。

死而体重，活而体轻。此间玄机，非独适合身体。这些年我在国内讲得最多的题目，是“为文化做减法”。我说：唯瘦身，方见筋骨；唯减重，方有生机。中华文化几千年走下来的生命脉络，切莫迷失了。为此，我特别写了一部《中国文脉》，希望能够带领读者穿过连篇累牍的文化赘余，去握住文化主脉。脉是生命所在，握住了，就能好好地活下去。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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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始终崇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一般说来，崇德只关及文化的内容和品质，怎么会与长寿有关？

是的，有关。

我在《君子之道》一书中，解释了孔子、孟子所提倡的德是“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又把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也归入了德的范畴。这一些仁德标准，只需提起，就能让天下人眼睛一亮、心生温暖，极大地提升人们对人类的信心，对生存的乐观，使大家活得更好、更久，也就是古语所说的“仁者寿”。我今天要进一步说明，中华文化也像人一样，由于崇德而长寿。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做另类设想：中华文化如果不是以德为帜，会以什么替代？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说，除了道德的旗帜，还可以有智谋的旗帜和气力的旗帜。韩非子认为，讲道德的年月已经过去，讲智慧的年月还在继续，眼下时兴的是讲气力，凭着气力追利益。

韩非子不同于孔子、孟子他们，并不特别看重道德。他认为古人讲道德，是因为那时人口很少，构不成竞争。后来人口一多，竞争不得不产生，只得讲智谋了。竞争得再激烈一点儿，讲智谋也来不及了，只能拼气力。这种历史观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勾画了一个由善至恶的三级台阶，与历史事实并不符合。但是，他讲的这三面旗帜、三种价值、三类追求，却可成为我们透析中华文化的视角。

智谋，与前面提到过的阴谋不同，确实可以成为道德之外的另一种号召。当代有人分析，中华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智性文化”。可见，早在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哲人已经触及了德、智之间的艰难选择。

智性文化后来在西方发展成了科学思维，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折射出了中华文化的弱点。但是，文化的先进性和恒久性并不是一件事，文化的实用性和感召性也不是一件事。就一种文化的恒久性而言，德性文化的时间长度一定会超过智性文化。

智性文化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虽然令人称道，却是相对的，往往只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当智性继续推进，原有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必然会被超越而黯然失色。在这种情况下，智性只能催促人们继续低头探索，而不能像德性那样，吸引人们永远抬头仰望。

至于韩非子所说的第三面旗帜——气力，那又降低了一个层次。把气力单独拉出来讲述，正说明它是一种摆脱道德、摆脱智谋后的存在。这种所谓气力，很像现在常说的“成功”，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成功”。这种气力，有可能让人惊惧，让人服从，却很难让人从心灵深处长久地佩服和尊敬。大家全都明白，气力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已经把他人比输，或即将把他人比输。这中间，极有可能带有道德瑕疵，也就是违背了“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兼爱、非攻”的原则。

带有道德瑕疵的“成功”，很难持久。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常识，连普通人也懂得，只是不说出来罢了。祸福相依、凶吉互融、输赢无定的旋转，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全民预测。只有一种因素的出现，才能让旋转停息。这个因素，就是德。也就是说，如果让气力服从于道德，让成功依附于大善，一切才可能改观，逆转才可能避免。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把气力和成功推入另一个价值系统，一个不以自身为目标的价值系统。

德，为什么能使逆转停息、生机长存？因为它显示了从“人禽之分”开始的对人类最高标准的追求。感谢儒家，把这个最高标准设定得那么明确：“止于至善”。你看，一切逆转，面对至善也就停止了。

如果要认真地阐释“止于至善”，那么，“止于”，提出了别无选择的精神终点，而“至善”，则提出了道德的终极标准。“至善”是“善良”的最高形态，面对整个天下，无所遗漏。后来，王阳明又为“至善”找到了每个人心底所埋藏的依据，那就是“良知”。这一来，由“至善”激发“良知”，由“良知”抵达“至善”，中华文化建立了一个比其他文化更明晰、更干净的道德构架，使中国人产生了长久的景仰、向往和追赶。历史的正能量，也都长久地朝着这个方向聚集。这是一个永远延续的过程，因此，中华文化的寿命也随之延续了。

有人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还颇多污浊。这是确实的，但是对于这么庞大的群体而言，精神领域的“景深”会出现很多层面，终极标准和一般标准不可能合成一体。因此，以终极标准启迪一般标准的重任，需要很多文化人来长期承担。

如果从深处看，中华民族只要遇到大灾大难，总会突然发现，多数民众至善勃发、良知未泯，常常连自己也感到吃惊。文化的使命，就是要透视心灵地窖里的集体潜藏。

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觉得只有像北斗星这样的星辰才能比拟：永恒所在，且众星拱之。他在《论语·为政》中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展，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让我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

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

孔子和康德，相距两千多年，各踞地球的另一半，语言系统差异极大，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

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

因此，谁也不必在他们所说的道德前面再做别的分割和限定，例如时代的限定、国别的限定、地域的限定、阶级的限定、风尚的限定等等。各种区别都会有，但在最高意义上，道德就是道德，星辰就是星辰，仰望就是仰望，永恒就是永恒。在这件崇高的大事上再动什么手脚，本身就很不道德。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不做这样的事；“止于至善”的皈属者，不做这样的事。

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因：中庸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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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那么，中，是指中间值；庸，是指寻常态，因此也是指普通的延续态。

不要小看了，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选择。

往浅里说，这是一种办事方式。谋事，总要向前看；但要成事，则要回过头来看看比较正常的一般情形，设法找一条合适的路，恰当的路，可行的路，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路。要做到这样，就不应该扮演激烈，哗众取宠。

往深里说，这是一种可喜的弹性哲学，一种灵活的松软状态，一种平静的两相妥协，一种灰色的世俗宽厚。

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

对于中庸，历来总是有人赞赏，有人鄙弃，此处且不做深论；我此刻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庸与时间的奇特姻缘。无数事实证明，有了中庸，就能拥有更多时间；反之，放弃中庸，则会让时间中断。

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庸为何能避祸、避亡？原因是，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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