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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纸币 一（第2页）

所称的“钱荒”现象。“钱荒”的出现破坏了正常的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唐德宗贞元时期为解决“钱荒”问题，政府下令严禁销铸铜钱，禁止现钱出境。而禁止现钱出境，自然又导致商品贸易往来不够通畅，因此政府又被迫恢复现钱往来。

贞元二十年大唐官府下令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各地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一方面又要保障正常的商业交易，为此，朝廷采取了种种解决办法，但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在此背景下，飞钱应运而生。这既可以避免大批货币的出境，又可以把货币的流通量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还能使商业贩运正常地进行。

第四，造纸业和印刷业发达。唐代造纸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品种空前增多造纸坊遍布全国各地，如“巨鹿郡南和县城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

唐中期印刷业渐渐兴盛，私人已有印刷刻印书籍出卖以求利，如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印日历。他说，“剑南两川及准南道，皆以版印历日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

这说明市场上已有印制日历出售，而且当时日历的印刷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已成为种经常性的行为。

造纸业与印刷业的发达，从而使飞钱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成为可能。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富商们出行不必携带大量的现钱，凭借所持的凭证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支取现钱，寓意钱无足而行、无翅而飞，故称“飞钱”。

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商人携带凭证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个凭证就是“飞钱”

。

“飞钱”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官办。唐代各个道在京城都设有名为“进奏院”的机构，其职责是呈交奏章、传递文书、交纳赋税等。各地在京城的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票券上写明交钱人的姓名、钱款数额，以及取钱机构的名称、地点。票券的一份交给商人，另一份由进奏院收执后，派专人传送本道的取钱机构。

商人返回本道，至取钱机构出示票券，经办人核对二份票券相符后，将钱如数付给。进奏院接受商人的钱，并非全数押运回本道供商人提取，而是充入本道向朝廷交纳的赋税中如此一来本道应交的赋税，就不用全数运往京城。

这样，不仅安全，还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史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采取这种方法，政府和商人都很欢迎。有时候商人因便换的数额巨大，致使京师积钱量很大，有些人乘机谋利，政府曾一度禁止便换铜钱。

元和七年，唐宪宗下令由朝廷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飞钱业务，收取手续费，规定每飞钱一千文付费一百文。另一种是私办，由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当时私商办理飞钱都不收取手续费但当时交通不畅，持券人的旅途需要一定的时间，私商可以利用时间差赚取利息

飞钱为异地汇兑的信用凭证，虽然本质上是一种钱币汇兑的工具，不具备货币的职能，但是却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币实体价值分离进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下的价值符号转变，现今学者们多认为“飞钱”是我国现代汇票的起源，它在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唐一代，始终被“钱荒”困扰，飞钱的出现减低了百姓和官府对铜钱的需求，缓解了货币流通领域中铜钱铸量不足的矛盾。

作为汇兑信用的载体，飞钱的出现使得货币流通方式变得简便易行。有了飞钱，商旅不用长途行进携带大量铜钱，也不用再交运输税钱，节省了交易成本，为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为北宋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回顾中国纸币的发展历程，飞钱所具有的汇兑信用影响深远其汇兑形式，诸如一式二份票券、填写项目、甲地交款乙地取款、交款与取款手续等，这种汇兑方式被北宋最终沿用，“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后世宋朝开宝三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有学者认为飞钱是交子产生的历史渊源之ー。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飞钱本身不能进入流通领域，不能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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