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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5章 十二愿（第1页）

夏浔的一番大骂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他是辽东职位最高的官员，在这里的威望也是无人可比，可以说，除了皇帝亲口表态，他的言语就代表着辽东的意识方向。

当然，真能起到意识方向的作用，这也得益于辽东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换个地方，比如中原那种文教发达的地区，就算是皇帝，虽能一锤定音，也要引来诸多责难。文人的那张嘴，可是连皇帝都吃不消的。换作夏浔更不用提，早被铺天盖地一片骂声淹没，哪还能起到纠正意识形态的作用。

可辽东不然，这儿就在几年前还是连官府都没有的，没有布政司、没有州府县令，所有的一切行政事务概由辽东都司管理，是军政府，而文教方面更是几乎没有，所以文人在这里没有市场，更谈不上形成舆论力量强大到连天子都要忌惮三分的士林力量。

虽然经过数年的发展，辽东文教已经铺开，但是他们的影响力现在依旧有限，万世域碍于这些人在士林中的影响，敷衍搪塞，始终不敢闹翻，怕担上一个酷吏的名声，夏浔却不在乎，他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个读书人，虽说自从他做了国公，反而读了大量的古籍来充实自己。

他想要辽东人识字读书，文教开化，因为这是文化与科技发展的基础，却不希望他们变成一群天真得自以为可以与狼共处的绵羊。不过，他能骂得如此痛快淋漓、毫无顾忌，与他一向谨小慎微的性格确实不符，他可以不赞同这些人的看法，心里面甚至嗤之以鼻，但他完全可以用更温和的手段，更委婉的语言来表达。

但是他那毫无顾忌的态度，与以往的为人大不相同，所以就连万世域、丁宇这些与他共事三年，深知他行事风格的人都觉得有些诧异，其实这是因为夏浔心中已经有所决定，行事为人不用瞻前顾后、不用诸多顾忌的缘故，但是辽东军民并不知道，因此夏浔这种激烈的反应便更加叫人震动了。

夏浔讲这番话时虽然赶开了一切闲杂人等，内容最终还是传开了，夏浔激烈的言辞在辽东士林中传开，成了士林中人激烈辩论的话题。如果是在江南，夏浔此举势必会被口诛笔伐，但是关外不同，在这里没有批判他的文化基础，久居辽东的文人、出身辽东的学子全都是夏浔这番见解的坚决拥戴者。

许多受到过鞑靼人残酷迫害的人用血淋淋的例子给那些来自中原，还抱着许多天真幻想的夫子们上了一课。这些读书人获悉这些无法辩驳的真相后，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看法：自己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到底对还是不对？他们当然不敢质疑圣人圣训，可实际上春秋时期的圣人们，也真的不是他们这般僵化。

那些先贤的许多具体事实和作法，都绝对不可能套上一个腐儒的名声，尽管他们不见得事事都正确，但他们做事的态度，恰恰是务实的，同时也是不断进步、自我完善的，所以要从圣人言行中找到依据，却也不是没有。夏浔当时就曾举过孔子和墨子的例子。

所以，在辽东士林展开的这场大讨论之后，虽然食古不化者还是有，但是已经为数不多，很多辽东士林中人经由此事，自己的思想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经由此事，算是对辽东士林的文化和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洗礼，教育界的改变，意味着整个辽东未来的士林集团将区别于江南，独立发展下去。

而辽东士林的影响必然在未来不断向周边蔓延，大明国都北迁之后，距离辽东很近，辽东士林的这种转变，对未来的大明朝堂，也将产生无庸质疑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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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当然不可能瞒住永乐皇帝，朱棣在北京听说此事后放声大笑。

仔细想来，明朝皇帝打从开国太祖朱元璋起，就同文官集团不断地做斗争了，朱元璋如此、朱棣也是如此，每一代皇帝莫不如此。太祖、成祖这两位强势皇帝还能镇得住场子，只是越到后来，文官集团的势力越庞大，反客为主，皇帝也得任由摆布了。

于是有的皇帝玩世不恭，专门干些文官们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有的气得闭宫不出，用拒绝上朝来进行无声的抗议；有的则拼命扶植宦官集团，以对抗文官集团，可惜每一种挣扎，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国朝取士，不可不用科举，用科举则官宦阶层必然来自士林，人家的兵源永无止尽，谁能打败他们？

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造士林才是唯一的希望。皇帝把国都北迁，强敌在侧，官员们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就必须得有一定的务实态度，不可能一味活在自己心中虚构的大同世界里面，但是这种转变是有限的，每一代官员都大多从江南来，即便是肯转变的，也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认识和进步的过程。

而本来的历史上，直到明末辽东也未建立起文官政府、树立起有别于江南的士林势力，皇帝无法从士林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只好选择绝望的对抗，最终是两败俱伤，旁人得利。如今辽东士林的出现，和辽东士林思想意识的转变，其意义非常重大，未来的皇帝可以从文官集团内部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对未来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夏浔并不是算无遗策的圣人，这一点他也没有想到，但是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你开辟了一条新路，随之必然会因此衍生许多新的东西。一条路开好了，你的目的只是想让两座城池间交通更便利，可这一路上，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酒馆、客栈，新路两旁交通要道处的乡镇自然而然就会演变成商贾云集之地，久而久之，变成大城大阜。

夏浔在辽东推行文官政府、推行文教，本来只是因为辽东军政府的统治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是失败的，他们镇压了辽东两百多年，那儿的人依旧不曾归心大明，把自己当成明人看待，一俟朝廷力弱，无法继续以强大武力镇压，便趁势崛起，所以夏浔另僻蹊径，采用同化、融合手段促其归心。

但也因此，意识形态有别于江南士林的辽东士林，因为有了这适合它独立成长的土壤，便也随之出现了，现在他们还很弱小，可是未来却不然。再加上历代大明皇帝都在同文官集团，实际上就是跟江南士林集团做斗争，这些倒霉的皇帝本来在士林中是绝对找不到同志的。

辽东士林的出现，将为整个士林吹来一阵新风，未来也必将被皇帝重用，引作制衡江南士林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崛起已成必然。

其实哪怕没有夏浔今天的这一举动，辽东士林身在其中，其思想意识早晚也会转变，从而区别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多民族的成份构成、时刻不断的忧患意识，是必然会促使其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变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惨痛的代价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开始了蜕变和进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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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听到夏浔在辽东痛骂士林的消息时，正听工部尚书宋礼和僧录司正印道衍大理由向他禀报铸造当世第一大钟的事情。

道衍是此次随朱棣一块北巡的，朱棣想铸一口当世独一无二的大钟挂在宫中，道衍大师和工部尚书宋礼汇集众多能工巧匠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研究方案，这口准备铸造的大钟高近七米，按现代的重量单位重约九万三千斤，钟身内外遍铸阳文楷书佛经，估计也得有数十万字。钟成之后，每一敲击，方圆百里，尽得与闻。

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大工程，对冶炼、铸造诸多工艺都是一个挑战，众多能工巧匠反复计算、评估，才拿出了这个方案。朱棣要铸一口独一无二的大钟，一方面是要炫耀国威、宣扬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招揽天下僧侣之心。

一部《永乐大典》，不但完成了一桩文教盛事，也减轻了他以藩王登位与士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招览了众多的士林高人为其所用，这口永乐大钟，就是他招揽天下僧侣的几项举措之一。他在武当山大修道观，以收道教人心，佛教势力更大，他又岂会不予重视？

元朝人信佛，自元以来，佛教得到了比前朝更大的发展，到了明朝，虽经元末战乱之后，全国仍有僧尼数十万，其信徒不计其数，这是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

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都采用了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法。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等等……

在西域，加强同西域地区茶马贸易，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这些方法相当有效，终明一世，没有受到来自西番的寇掳之患。

如今造这大钟，也有这一层意思在，同时也是在他龙兴之地，向上天祈祷感谢，护佑他登上皇位的一种心意。刚刚听完了道衍和宋礼的禀报，正在高兴的时候，又得到了夏浔在辽东痛骂士林的消息，朱棣更是开心之极。

夏浔的看法何尝不是他的看法？做为一个务实的统治者、一个曾经多年与北疆游牧打交道的皇帝，朱棣对塞外游牧的认识比夏浔还要深远，但他是皇帝，有些话不能说，或者不方便说，说也不可能像夏浔这样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如今籍夏浔之口，骂个痛快淋漓，朱棣也是狠狠地出了一口鸟气。

如今，大明在辽东的诸般动作，实际上朝中已经有文官上书弹劾了，认为朝廷此举有失天朝上国之风范，有些手段委婉些，借敲打夏浔来暗责皇帝，有些则直言不讳，直斥皇帝此举无道。皇帝心中郁闷的很，夏浔这番话，可是狠狠扇了那些鼠目寸光的滥好人一个大嘴巴！

纪纲在一旁看见皇帝大笑，神情十分欢愉，连忙进言道：“皇上，辅国公这番话，虽然粗犷了些，却是字字真言、大快人心呐，依臣看，不如一字不易，刊之邸报，发行江南，叫那些愚腐之辈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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