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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第2页）

三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做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统领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概罚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面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这二十个考官应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然不明不白地被全部杀掉，他们的家属随之遭殃。这种暴行，今天想来还令人发指。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缘由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排成长队。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长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

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惯常心理逻辑。一切理由都没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就不错啦。

四

灾难，对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文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在灾难降临之初，他们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渡过这一关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开始面对灾难寻找生命的底蕴。以前的价值系统也可能被解构，甚至解构得比较彻底。

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

流放者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上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捡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好不容易回来后却立即遭受贬谪。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来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使后来的流放者们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人，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他却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汉族官员的。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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