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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陈金河（第3页）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六〇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三十斤粮票，一百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免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了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祥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八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浪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