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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第2页）

如果检察官对于所谓的刚刚起诉状上的证据的获取能有一丝丝的怀疑或者去监督下承办在取得这些证据的过程中是不是保证了证据的有效性，哪怕是一点点，都不会在法庭这么庄重的场合，连拿来用作证据做推理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都不管不顾，呵呵”，宁致远无奈的说道。

“辩护人有什么想说的吗”？法官问道。

“我这里有调查到的刚刚被告人所说的在魏红集团工作过已经离职的和目前仍在工作的员工，对于魏红集团签署劳动合同的流程，可以证明跟被告人刚刚所说的一模一样，而且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和画押，还有录音，现想当庭提交这部分材料作为魏红集团触犯法律的证据”，宋律师说道。

法警走了过去，将宋律师提交的资料拿给法官。

“公诉人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被告人所说事项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对此，我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胡检察官说道。

“被告人还有要说的吗”？法官问道。

“有的，那就按检察官的要求，说回我自己的案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之便，是啊，权力可以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又会导致绝对腐败。

但我想说的是，我的权力是集团赋予我的，可这不就说明，集团本身就拥有比我更大的权力吗？无论谁拥有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也都有滥用的可能，甚至于集团滥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更大不是吗？

历史殷鉴不远，南宋绍兴十一年间，大年除夕，年仅39岁的岳飞被宋高宗赐死，罪名为‘谋反’，岳飞被捕时，底下的谋士劝他向高宗求情，岳飞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了，他说:“只要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

是啊，那个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集团的一名普通的员工，集团有权力对我进行任何的处分，也有权力让其它部门很配合的来对我进行处分，在绝对的强势面前，乞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一改往日的圆滑与世故，当面质问秦桧，认为谋反一事，可谓子虚乌有。可惜的是，当时的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上，而在秦桧的手上，秦桧只说了一句‘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怒斥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还是太幼稚了，服不服天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满足自己想要的利益，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岳飞父子后仍是被处死，遇害之前，岳飞手书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由此可见，在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面前，公道正义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魏红集团执意要把我送进来，背后的意图我不妄加揣测，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只发生在我身上也就算了；可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剥削，集团可以利用经济上或者资源上的不利地位甚至是道德上的缺陷，来对我做的一些行为进行看上去合理的惩罚，这我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行为用在无数人身上，而且这些行为无论是从后果的角度，还是从结果的层面，都没有带来正面的价值的话，我就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允许这样的行为在我的身上发生却无动于衷。

现在不是南宋时代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岳飞父子行刑之日，杭州城凄风苦雨，无数人为之泪下，但那个时候，纵使有冤，又能往何处申?那个时候没有申处；

如今看来，就像当时岳飞的无力那样，如果集团绝对的权力也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一样，也必然会造成良善公民也有无缘无故遭受刑罚的可能，无端罹祸。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就是我们用血和泪换来的经验总结。岳飞的冤屈告诉我们，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如果这种绝对权力被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绝对权力，有些表面上的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

魏红集团的绝对权力就表现在，集团虽然只是把我一个人抓进来，当成儆猴的鸡，但是，在集团的内部，我敢断定，跟我一样的区域经理，很多都也被进行了相应的惩罚，达成了某种压迫性的、通过强权让你不得不低头但是你心里面肯定是在骂娘的协议，这就是赤裸裸的剥削！

集团对我这样的行为，跟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一直以来都是允许的，集团也是一直以来以这样的方式通过不断的压低我们员工的工资来降低管理成本尽最大可能的薅客户的羊毛的，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做到区域经理的，像我一样职位的人，都是在集团摸爬滚打了五年以上的，而且每年只拿着七八万的年薪；

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想，没有跟客户之间的这些资金往来，谁会把自己的宝贵的青春浪费在这家集团里？现在集团为了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就把之前为集团付出过青春的人当成养肥的猪说杀就杀了？

这就是拿员工的利益当成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强权的霸凌行径。难道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抱着工具主义的刑法观吗？包括刑法在内的一切法律都只是实现一定目标的工具，而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吗？难道都还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工具’或者‘法律是发展经济的工具’这种说法都没什么问题吗？

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什么主体在什么情境下在多大程度上将刑法也好，将自己的绝对权力也好作为了工具，只要作为了工具，那滥用也就不可避免了。就像魏红集团打的这种小算盘一样，打着法治的名义，通过人治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利用舆论和民众对于真相的无知来煽动某种不合理的情绪，从而大行其道。

任何事物一旦成为工具，就必须为使用者服务，当工具可以满足使用者的目的时，工具可以获得各种美赞，而当工具妨碍了使用者实现目的，自然也就会弃之如敝履。

这不是所谓的完成历史使命，这是一场阴谋，这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你可以对我一个人这样，但你不能对其他人，对跟我一样在集团任职的相同群体都这样。

我这样说，既是为了集团长远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更为了让其他人没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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