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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文化人类学（第1页）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人类在不同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体系，而人类学者则通过比较研究，找出这些文化制度之间的异同，从而探求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学通常分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

前面说过，傅斯年在中央史语所创建第四组，当时亟待解决的是殷墟骨骼的整理与研究，也就是前一章所介绍的，是属于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工作。

但是，不管傅斯年的初衷如何，既然是人类学组，其业务就不能只限于体质人类学，而事实上，第四组在开展人类学其他领域的工作，同样是可圈可点的。

中央史语所人类学组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也就是所说第四组成立时，不但把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原班人马，也把他们的业务带到了中央史语所。而这方面业务应当是属于文化人类学。

民族学组此前曾先后在我国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史语所人类学组建立后，因东北沦陷，于是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西南地区。

在开展文化人类学业务方面，成就大者当属凌纯声、芮逸夫，这两个人的合作，也堪称楷模。在现代中国人类学史上，被戏称为哼哈二将。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号润生。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人。192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6年被公派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师从人类学家欧姆?莫斯等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

凌纯声回国时，中国还未独立开展民族学研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发现凌纯声这位国内独有的人才，立即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聘凌纯声任主任和研究员。

1944年凌纯声任国立中央大学边政学系主任和教授，1945年7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抗战胜利后，改任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等。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1959年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第三届院士。

芮逸夫（1898-1994），江苏省溧阳人。人类学、民族学家。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耶鲁大学研修人类学。

在大陆时，任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至研究员、主任兼中央大学教授。曾任立法委员。去台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转考古人类学系专任教授，并曾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家政系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1964年赴美任教，历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及印第安那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1966年返台，仍在台大任教授，兼中国文化学院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教授。

一九三〇年四月，凌纯声，协同编辑员商承祖、芮逸夫，在上海登上“奉天丸”轮船。抵达大连后，他们乘南满铁路北上，在吉林东北部的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通古斯族调查。这是一次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史上具开创意义的调查，其成果就是凌纯声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皇皇六百多页民族志巨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俄罗斯境内的称“那乃人”。我国的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三江”（同江、松花江、黑龙江汇合地）平原和完达山一带，是我国北方惟一以捕鱼为主要生产方式和使用狗拉雪橇的民族。历史上该民族曾因穿鱼皮和使犬，被称为“鱼皮部”和“使犬部”。

凌纯声首先选择中国较有特色的东北赫哲族作为研究起步，展开田野调查。按当时国际学术界规范，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拟定调查提纲，设计民族风俗调查、生活习惯、文化等表格展开研究。

这一调查，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的第一次科学民族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先河”。凌纯声的调查，融合了欧洲“科学”人类学的方法，以及传统舆地学对史料的重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有大量关于赫哲族器物、语言、家庭、社会生活等的忠实描述，显示了他严格的学科训练背景。书里对非语言性的材料，如歌舞、美术等都有详尽的收集。

特别是，他以五线谱记录了赫哲人的萨满音乐和二十七首民歌，可谓开创民族音乐采风的先河。书中大量引用了自先秦古籍至清末的著述，其鲜明的框架，是将赫哲族置于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中，而把东北少数民族纳入整体国族叙述。在这一点上，凌纯声的著作与欧陆人类学“寻找他者”的冲动构成反差，而对传统舆地学有所呼应。

经过艰辛的努力，最后他完成了研究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科学民族志”，凌纯声也被称为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为了进一步推动民族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凌纯声又参考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结合自身野外实践经验，在《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它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学者开展西南、西北边疆民族调查的范本。这些论著和研究方法，不仅引领中国早期开展人类学的研究走向，同时也引领中国民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

这个时候，芮逸夫还是凌纯声的助手，他其实就是因为帮助凌纯声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

1933年，芮逸夫与凌纯声赴湘西南凤凰、乾城、永绥等地，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他又与凌纯声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作畲民调查。1934—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参与学者有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此三年之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大理、保山、腾冲、耿马、班洪、孟连、蒙自等地。在此期间，芮逸夫、凌纯声又曾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旅，他们与中英双方代表在军队护卫下至滇缅边境之班洪、班老、南大等地。

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后又在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进行有关“西番”与羌族的考察。以上从1934年至1941年，芮逸夫所从事的民族考察多为普查性质，而未对任何一族群或聚落作较长期且深入的考察，因此也未有具体报告或研究成果出版。

1942—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这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他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留下田野日志与一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田野日志于2010年以《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之名出版。

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史上，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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