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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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第2页）

杨姓是我们地方上的土著，平常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地方上的主人，对于我们客籍总是遇事刁难的。我们那小小的沙湾，客籍人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长江流域以南的人好像各省都有，因此杨姓一族也就不能不遭镇里的厌弃了。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地在那儿发起迹来，这些地方当然有阶级或身份的感情使地方感情更加强固化了。

在客籍中我们一姓比较发达，因而和杨姓便成了对立的形式。关于地方上的事务，公私两面都暗暗地在那儿斗争。譬如我们发起了天足会，他们便要组织一个全足会；我们在福建人的会馆里开办了一座蒙学堂，他们在他们的惠珉宫也要另外开办一个。凡事都是这样。但土著只杨姓一家略略有点门面，其他差不多都是一些破落户，因此人财两方都敌不过客籍，在竞争上自然总是居在劣败的地位。愈觉劣败，愈不心服。因此，使每每有倒行逆施的时候。杨姓人在乡里差不多成为了一般人的公敌了。

公敌的房廊被剿，这是怎样大快人心的事呢？大家都在河边上看热闹，只有杨三和尚的家里人在被拆毁了的废址上痛哭。杨三和尚的父亲也被青天大老爷们绑去了。

像这样，氏族间的对立，地方观念上的恶感，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是没有甚么作用的。我们小时候总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他就好像《三国志》或者《水浒》里面的人物一样。自从经过那次迫害以后，他便完全成为了秘密社会的人。关于他，有不少的类似小说一样的传说。后来又听说他死了，但不知道他死在甚么时候，死在甚么地方。他在我的记忆中总永远是我们放风筝的时候，十五六岁的灵敏的少年。

铜河的土匪尽管是怎样的多，但我们生在铜河的人并不觉得它怎样的可怕。一般成为土匪的青年也大都是中产人家的子弟，在那时候他们是被骂为不务正业的青年，但没人知道当时的社会已无青年们可务的正业，不消说更没有人知道弄成这样的是甚么原因了。

土匪的爱乡心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尽管怎样的“凶横”，但他们的规矩是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他们劫财神，劫童子，劫观音，乃至明火抢劫，但决不曾抢到过自己村上的人。他们所抢的人也大概是乡下的所谓“土老肥”——一钱如命的恶地主。这些是他们所标榜的义气。这种义气在我们家里出过一件事实的证明。

我的父亲在年轻时候采办过云土来做生意。他自己虽然不曾去过云南，但他是时常派遣人去的。

听说有一次我们家里采办云土的人办了十几担从云南运回，在离家三十里路远的千佛崖地方便遭了抢劫。挑脚逃散了，只剩着采办的人回来。父亲以为我们家里遭劫这要算是第一次了。但是，奇怪！事出后的第二天清早，我们家里打开大门的时候，被抢劫去了的云土原封原样的陈列在门次的柜台上。

抢去了的东西又送回来了，还附上了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就这样无姓无名，不知是甚么人写的，也不知道是从甚么地方送来的。

二

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这是甲午中东之战的三年前，戊戌政变的七年前，庚子八国联军入京的九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不消说就是大中华老大帝国的最背时的时候。

我是生在阴历九月尾上，日期是二十七。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

我倒生下来，在那样偏僻的乡间，在那全无助产知识的时代，我母亲和我都没有受厄，可以说多少是一个奇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两兄两姐。听说还死了二姐一兄，所以要算是第八次的生产，这样，产状就略略有点异常是可以无碍的，事实可以证明我的两手那时还很守规矩。我母亲说我受胎的时候，是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便一觉惊醒了。所以我的乳名叫着文豹，因为行八，我母亲又叫我是八儿。八儿虽然说是“豹子投胎”，但他年幼的时候，可以说只是一匹驯善的羔羊，就是他半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是一匹受难的羔羊。

在一生之中，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影响我最深的当然要算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爱我，我也爱她。我就到现在虽然有十几年不曾看见过她，不知道她现在是生死存亡，但我在梦里是时常要和她见面的。她的一生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受难的历史。我母亲是杜家场的人。杜家场在嘉定城东南十里，隔着一条大渡河。她是生在贵州黄平州的，她的父亲是黄平州的州官。她的父亲名叫杜琢漳，听说是一位二甲进士，最初分发在云南做过两任县官，后来才升到黄平州的。我母亲是庶出，她的母亲谢氏，大约是云南人罢。

就在生我母亲那一年，计算起来大约七十多年前罢？（不孝之罪通于天，我母亲的年纪实在不记得。）贵州的苗民“造反”，把黄平州攻破了。我们的外祖父因为城池失守便自己殉了节，同时还手刃了一位四岁的四姨。外祖母谢氏和一位六岁的三姨，听说是跳池自尽了。

那时候我的母亲刚好一周岁。抚育我母亲的刘奶妈（好像是云南人）背着我母亲逃难。在路上千辛万苦受了不少的灾难，听说我母亲满了三岁的时候才逃回了四川。在这逃难中的经过，可惜我母亲那时太小了完全没有记忆。刘奶妈呢？不消说已经老早死了。据刘奶妈的口述，我母亲也还零碎的记忆得一些。小时候她对我们讲起，连我们都觉得很光荣，但我现在也印象模糊地不能记忆了。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个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沾染着甚么习气。她在十五岁的时候也就嫁到我们家里来了。论起阀阅来，我们和杜家当然不能算是门当户对。我们是两个麻布起家的客籍人，一直到我们祖父的一代才出了一个秀才。这和州官大老爷的门第比较起来当然要算是高攀了。不过我母亲是庶出，州官又是死了的州官，死了的老虎不吃人，所以州官的女儿也就可以下嫁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中等地主，虽然土地好像并不那么多，但在那偏僻的乡窝里，也好像很少有再多过我们的。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收租，租谷是由佃农们亲自背来的，背来的时候在我们家里有一顿白米饭吃。因为这样的原故，农人在上租的时候，便一家老小都来了。各人在背上多少背负一点，便可以大家吃一顿白米饭。

吃饭用白米，这在我们吃惯了白米饭的人，当然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是我们须要知道，在我们乡里，我想别地方的农民也怕是一样罢，农民的常食是玉蜀黍。换句话说，农民的常食是和地主所养的猪的食料一样。这还是三十多年前的现象，到现在当然是只有更坏的了。

为吃一顿饭，一家人都跑来，在小时候地主儿子的我们总觉得好笑，但我现在实在从心忏悔了。这儿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不能吃，乐得吃点别人的残余，自己都觉得是无上的恩惠。这不是很沉痛的一个悲剧吗？

我们家里由两个麻布几时变成了那样的地主，我不十分知道。听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是怎样积累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同族上有一位刚出五服的族曾祖，他在年轻的时候还在我们家里当过“长年”。他和我们的曾祖当然是从堂兄弟。一位从堂兄弟都还在当“长年”，想来我们的家也不会是怎样光大的。

这位族曾祖他后来的财产比我们还要富裕了。他起家的历史很有趣味，我是听得来的。听说他在我们家里当“长年”的时候，有一次挽粪，挽粪档上有一个木片把他右手的食指刺穿了，就那样他便下了工，他那个食指后来便成了残疾。他下了工之后便改行做生意。生意也并不是甚么好高尚的营业，只是做了一个卖瘟猪肉的小食物的贩子罢了。

我们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以玉蜀黍来酿酒。玉蜀黍的酒糟便成为猪的养料，所以养猪也就是糟房的附带营业。大凡一家糟房总是要养四五十条肥猪的。

猪一多，猪瘟流行的时候那可无法炮制了。乡里人那时候当然没有兽医的知识，在猪瘟流行时，唯一的应付手段便是把猪牵出来“晾”，或者在它的蹄上，或者在它的耳上放血，如斯而已。就这样简单的方法，应效的时候很有，但不见效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多。在猪主人看见无法治好的时候，便趁着猪在未死之前赶快卖给瘟猪肉的贩子——死后当然也卖，但价钱要便宜得很多。因为乡里的习惯，凡是出过血的猪，虽然是瘟猪都还有人吃；假如是死猪，那就很少人吃了。

就在一次有剧烈的春瘟流行的时候，瘟猪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揽了几百头的肥猪，载了几船想运到大渡河下游去贩卖。这当然是很大的一个投机事业，因为这也等于是买空卖空。他并没有一个钱的资本，瘟猪只是贳来，要变卖了之后再来还债。万一载到下河去，瘟猪通同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随着瘟猪葬进大渡河里面的鱼腹了。

但是，他的运气来了！病了的瘟猪从那秽气滔天的猪圈里解放了出来，在大渡河里面受着新鲜的河风吹荡，温暖的太阳光的浴沐，一条条病了的瘟猪，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都不药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猪了！

就这样，那位族曾祖便发起迹来。这当然并不是甚么光荣的历史，但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我们自己的曾祖是不是也是这样发的迹，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发迹的历史恐怕也不算甚么光荣罢。不然，我们的老人们一定要向我们夸讲的。

在曾祖一代才发迹的家，但就在曾祖的一代也花费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独儿，但他的儿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们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个长子便死了。我们的曾祖母姓丘，是续弦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这样多的儿婚女嫁，一代积攒起来的家业当然要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家业分到我们祖父一代来的时候，又只是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这当然是很有限量的。

我们的祖父行二，他在外边讲江湖，和他的兄弟，我们的四叔祖，两人执掌过沙湾的码头。听说他在世的当时，铜、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绰号叫“金脸大王”，因为他左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这样讲江湖的人是不顾家的，他不能不疏财仗义。所以在他的一代，家业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儿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这也是很费盘缠的一桩累赘。

在我们祖父一代，家里人好像才开始读书。我们的三叔祖、大伯父，都是进了学的。但是行二的我们三伯父，行三的我们父亲，因为家业凋零，便再没有读书的余裕了。我们的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不能不跟着三伯父在五通桥的王家，父亲的外祖家里的盐井上当学徒。我们父亲学商不上半年，又受着祖父的命令，回来当家管事了。

就这样，我们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十三四岁的少年便要当家管事，我父亲的实际家的手腕我是很钦仰的。他虽然不是甚么奸商，但是商业的性质，根本上不外是一种榨取。这是无可如何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好像甚么生意都做过，酿酒、榨油、***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好像甚么都来。甚么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处当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总是四处剩钱。但我们父亲到后来也偶尔对我们说过，说他很有说不出来的痛苦，便是剩来的钱一手交给祖父，而那仗义性成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给他的弟兄们去了。但我们祖父尽管是怎样的散财，不几年间在我们父亲手里公然又把家业恢复了起来，又能买田、买地、买房廊、买盐井了。我们父亲时常说，假使祖父不死，我们的家业还要发展到好几十倍。因为在我们父亲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们祖父便过了世，弟兄之间便说起了不少的闲话来，使我们父亲灰了心，他有十几二十年把家业完全丢了，没有过问。

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三

我的父亲很有找钱的本领。我们这一房人也特别多。这是他在兄弟之司遭忌的重大原因。他们总以为我们有很大的私房的积蓄。但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很明确的记忆可以证明是冤屈。

这已经是我十岁时候的后话了。闹了好多年辰要分爨的家终竟分析了，旦又并不是彻底的分析。我们有三四百石租的田地没有分，有可以进现钱的五六口盐井没有分，有好几家租出去的铺面和糟房没有分。盐井是由大伯父和九叔执掌，田地、房廊归三伯父掌管。我们就仅仅得了几十担现存的租谷和十二串现存的制钱。析议成定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言的苦闷了半天。我们人口又多，那时我们的大哥、五哥，都在成都读书，用度又很不小。这当然是使我父亲苦闷的重大的原因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母亲和我和我的兄弟两人，把母亲床头的一个木柜打开，把我们兄弟姊妹历年来逢年过节所得的“封封”——便是大人们逢年过节赏给小人们的赏钱，多则百文，少则五文，都是用草纸包裹着，上面糊以一层红纸的——一封一封地取出来。有些红纸都已经翻黄了，我们把它一一地解开来，总共算凑积成了三十几串钱。这要说是我们的私房，我们的私房天公地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但就只这一点的积蓄也成了父亲的再起的资本。

父亲把家业抛荒了二十年，但逼到临头，为儿女的养育计，终竟不能不重整旗鼓了。他就把那四十几串现钱，另外又在我们那位顶有钱的瘟猪贩子出身的族曾祖那里借来了二百两马蹄银来做资本，重新又过起年轻时候所过着的生活来。但是，实在也奇怪，不几年间我们又在买田、买地、买房廊了。父亲时常对我们说：这是上天有眼，祖宗有灵。但我恐怕应该说是：吗啡有眼，酒精有灵罢？因为我们父亲的营业，主要的是烟土、糟房。逼得中国全国的人无论有产无产都只好吸烟吃酒来麻醉自己的，更透辟地说一句：是应该感谢帝国主义者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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