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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第3页）

中国人比他们实际，但态度也各不相同。道家潇洒，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不必用心整治。墨家却很上心，觉得应该照顾这些无所事事的平民，最好招引他们成为自己的徒众，离开垃圾堆去做几件大事……

儒家最为负责，觉得不能放过眼前的丑陋，也不能放走此地的民众。他们认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必先建立心中的秩序。但是这些站在垃圾堆上的民众心中并没有天下，更加无法领略天下的秩序，因此，必须让他们从小处的体验开始。小处的体验就是对家庭的体验，儒家确信这是一切的起点。

家庭秩序由血缘、辈分、长幼、排行、婚嫁逐一设定，非常清晰。从这种秩序所派生的礼仪、规矩，也人所共知。那么，有没有可能把家庭秩序放大、外移、扩散，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呢？

这种构想使儒家学者非常兴奋。他们本来已经为家庭的亲情伦理做了太多的文章，如果能够扩而大之，那就把“齐家”的计划直接推向“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了。

而且，这完全可行。因为打理家庭秩序和血亲秩序的努力，早已深得人心，而且规范现成。

于是，一个以“私人空间秩序”比照“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这个工程的预想成果，可称为“家国同构”。

实际成果，显然是大大有利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这是因为，原来不让人感到亲切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经由“家国同构”，获得了通俗化的体认，容易被接纳了。而且，由于家庭秩序、血亲秩序是坚韧的、明确的、可长期持续的，这也使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变得坚韧、明确、可续了。

千年未溃的中国秩序，就是这么存在的。

当然，“家国同构”的工程，也存在很大问题。社会正义不能混同于家庭内规，政治理性不能出自家长判断。明末清初的启蒙学者指出，广大民众没有理由像体谅自己父亲一样原谅朝廷君主，国家要提防滑到“家天下”的泥潭。我的看法更现代一点儿，认为“家国同构”中的“国”主要只是指朝廷，而很少考虑辽阔的公共空间，因此也考虑不到那些站在垃圾堆上无所事事的人群。中国儒家由于习惯于把朝廷视为天下，结果，公共空间的问题看似包括了却始终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反倒是后来的欧洲解决得更好。而直到今天，长寿的中华文化还经常在公共空间的问题上汗颜。本节开头所说的中国旅游者在国外“举止脱序”，也与此有关。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还不能不为先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致敬。尽管纰漏多多，中国民众还是在几千年间养成了“惯于有序”的心理沉淀。这种心理沉淀成了多数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周易》中有关秩序的构想：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周易·序卦传》

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

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

对比显而易见，教材并不遥远。想想那些永远密布着刀枪和贫困的千里沙原，那些永远交替着激愤和恐怖的拥挤广场，那些再也找不到文化遗迹的文明故地，那些再也找不回现代尊敬的古代圣城，我们会反过来更加读懂自己的文化。

好了，至此我已经讲述了中华文化长寿的前四个原因，那就是“体量自觉”、“自守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这四点，都是中华文化紧贴大地的宏观选择。还有四个原因，更靠近文化本义，且让我逐一道来。

四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

我的这一概括，一定会引起某种争议，因为很多学者喜欢把中国古代的那些奠基典籍说得非常复杂和艰深。正好那些典籍由于年代久远不易被今天的普通读者轻便解读，这种误导也就成立了。

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脖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它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

为什么能够精瘦？因为中华文化一上来就抓住了命脉，随之也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省俭，什么东西可以舍弃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就是“人文”，《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对鬼神传说，敬而远之；对万物珍奇，疏而避之；对高论玄谈，笑而过之。这与其他文明相比，不知省下了多少卷帙和口舌。

典籍之首，该属《周易》了吧？这个“易”字，第一含义就是“简易”，第二含义则是“变易”。连在一起，就是以“简易”的方式研究“变易”和“不易”。但这种研究又不付之于抽象，而只是排列卜筮的概率，形成框架。这与其他文明的开山之作一比，显得非常精简和直截。

诸子百家之首，该属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只有那五千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倡导“极简主义”。几年前，我在向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解中国文化史时曾经指出，老子是中国文化的“清道夫”。他那四个字、四个字如刀斩斧劈的简洁文句，呈示了中国哲学不肯多添一笔、多发一声的极致。由他白发白须又默默寡言地在前面走着，跟在后面的诸子百家，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讲多了，把书写长了。

“清道夫”的意义，在于把道路整干净。干净的道路方便走路，于是也可以走远了。走远，就是长寿。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他的传世著作《论语》，是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有端出任何理论架势，呈现什么高深形态。

至于庄子，干脆是在写散文诗了。他以轻便而优美的寓言创作，不小心踏入了经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说到散文诗，不能不联想到《诗经》。那是地地道道的诗，而且多数是短诗，带着华北平原的波影和鸟鸣，居然也被尊之为“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起点之一。

连端庄的儒家也反复表明，“艺”和“乐”是一种重要归结。为此，李泽厚先生曾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来阐述中华文化，颇有见地。我以一部《极品美学》来响应。

确实，在根子上，中华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种特点使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长寿，显然与此有关。

在学术界，总有一些人士一直在抱怨中华文化缺少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以西方的学术标准，骚扰华夏风范。有人还说，唐代没有出现像样的哲学家，因此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时代。这就更错了，唐代的文化重量举世少有，仅唐诗一项，就足以压坏历史的天平。如果一定要把唐诗和哲学做不伦不类的对比，那么我要说，唐诗比当时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哲学都重要百倍。

宋明理学试图对一些抽象概念如“心”、“性”、“理”等等做超验研究，虽有长篇宏论惊动学界，却未能在社会上真正产生影响。原因是，那种庞大的艰深方式，不符合中华文化的性格。事情到了王阳明又好了，他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省俭的话语，又让中华文化顺眼顺耳。可惜到了他的学生，那么一些“王门后学”，又不对了。

明代灭亡之后曾有不少学人痛批空泛、玄奥之学，顾炎武认为那种学风只能祸害神州社稷。朱舜水更是明确指出，明朝灭亡，实乃“中国士大夫之自取”。（《阳九述略》）

惯于轻装简从的中华文化，一旦被压上重重包袱，一定步履艰难，直至气息奄奄。因此，那些包袱即使藏着不少好东西，也只能是死亡之兆。幸好，中华文化有明智的自省，总能在受苦受累之后把包袱卸除，舒一口气，揉一揉肩。

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

近年来，中华文化又被强加了一个更低劣的负荷，那就是不少人竭力夸大它的阴谋重量，并加以炫耀。无论是书籍、电视、讲座，总是密密层层的阴谋、陷阱、心计，却美其名曰智慧、高策、韬略。在国外经常遇到一些急于了解中华文化的人士，他们接触那些东西之后总是困惑：从皇上、宫女到平民都是浑身谋略，中国人怎么会阴险成这样？他们甚至说，目前流行于世的“*****”，一半来自不了解中国的政客，一半来自中国自己的传播。

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他们：中国古代朝廷里确实会有不少阴谋，老是被下一代宫廷史官加油添醋、穿凿附会，但是这一切不管是真是假都与中国的广大民众无关。历史上广大民众多为文盲，连浏览一下这类记述都没有可能，因此不会受到影响。我说，中国人确实没有那么阴险，我自己早年长期在农村居住，深知中国农民几乎无人懂得阴谋，他们身上最常见的弊病，就是比较吝啬，不讲卫生，如此而已。农民**国古代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也可推知多数中国人并没有负载那么沉重的阴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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